时代周报记者罗晶发自广州

　　

博士，站在象牙塔尖的群体，手握直上青云的通行证。

　　

在很多人看来，考上博士就是踏上“人生巅峰”。但对博士们来说，从象牙塔的围城里顺利走出来，拿到毕业证书才算是“巅峰时刻”。

　　

“在读博士的第三年就意识到，自己可能很难毕业，这样的焦虑持续到第四年。”曾在长安大学读博的曾墨帆说，那段时间就是上午干坐着，也看不进任何书，晚上还失眠。

　　

博士毕业有多难？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毕业博士研究生人数为人，实际毕业博士研究生人数为人，未正常毕业率为65.85%。2018年，博士延迟毕业率仍为64%，依然有超过六成的博士研究生无法正常毕业。

　　

据国务院学位办公布的全国博士学位获得者数据库，博士学位获得者平均学习年限为4.3年。

　　

超期未毕业在读博士研究生被列入学校清退名单。近期，30多所高校陆续公示，清退超过1300名硕博研究生，原因包括已超最长学习年限、未报到入读、申请退学等。

　　

有在读博士研究生选择主动退学。曾墨帆试过寻找解决办法，而这些办法都指向同一条路：退学。读博第五年，他选择和自己和解，回到原本的三尺讲台，学生们的好评成为他追逐的新目标。

　　

“人生并不是因为没有博士学位，就没有价值。”曾墨帆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功名

　　

博士，这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代表着官职名。时至今日，这演变成最高学历的象征，但对很多人来说，这仍然是功名与利禄的代名词。

　　

“当时考博士，更多是出于职业规划的考虑。”2008年，曾墨帆以硕士毕业生的身份进入一本院校任教。为了在工作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他考上母校长安大学的博士生。

　　

自认又笨又懒的曾墨帆低估了博士毕业的难度，曾一度走到了抑郁的边缘。

　　

抑郁的程度如何？“一个上午什么都做不来，晚上也睡不着。”曾墨帆说，家族有精神分裂症的病史，虽说这是在较大压力下才会发作，自己的抑郁情况和这相比肯定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也说不清楚哪天压力过大，就触发了精神失控的按钮。

　　

曾墨帆的经历并不是个例。2019年，Nature牵头的一项研究表明，36%的博士生曾因博士学业焦虑或抑郁，21%的受访者称自己曾被欺凌，21%的人表示曾遭遇过骚扰或歧视。

　　

退学？

　　

这是曾墨帆想尝试的退路，身边也有这样的“榜样”—同门李堃。

　　

在一众亲朋好友的反对声中，李堃在2014年5月放弃了这所211、“双一流”高校的博士学位。

　　

退学之前，李堃的经历都很顺遂。本科毕业后考入青岛公路系统事业编制，2004年入职，月入5000元的稳定工作让人艳羡。2006年，他觉得工作枯燥了，决定辞职考研。考研成功后又如愿考上了博士研究生，“既然考上了，以后当个大学老师也不错”。

　　

2009年，李堃开始了博士研究生的生涯。越深入学术领域，他越感到无趣。书上谈的交通运输理论，他只想用双脚去实践。

　　

和导师最后一场谈话，李堃拿出了新疆、西藏以及国外的尼泊尔地图，“我想骑行去这些地方，连保险都买好了。”这时候，他的导师才发现再也劝不了，惋惜之余唯有尊重他的选择，并鼓励他往后的人生要去找热爱的事情，“日日精进”。

　　

“他不纯粹是为上学，像是借着无拘无束的校园环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比如钻研文学书籍、诗词歌赋，骑行和旅游。学位证书反倒是附赠的，是次要目的。”曾墨帆也曾试过劝止李堃退学的想法，但曾墨帆还是放弃了劝说，“对他而言，拿到证书是好事儿，拿不到也无关紧要。”

　　

现在，无甚交往的人问起李堃退学原因，他一般会回答“做不出论文”，这省去解释的麻烦；普通的朋友问起，他会直接回答“不想读了”，这样对方无从追问。只有特别好的朋友问起他才会说：“我的人生和这一纸文凭没有太大关联。”

　　

一纸文凭，承载着功与名。只不过，有人视为一生所盼，有人看作一张素纸。

　　

压力

　　

博士退学，“是污点吗？”

　　

这是搜索引擎在“博士退学”关键词搜索结果出现的关联问题，相关的问题还有“博士肄业有多严重？”“博士退学的代价？”“博士退学对博导影响？”

　　

博士说不出的压力，搜索引擎能回答。

　　

家人是压力来源之一。曾墨帆父亲从小对他要求严格，得知他考上博士，开心得把儿子当作家族骄傲。当他把退学的想法告诉父亲时，父亲第一反应是“你不够勤奋”！父亲觉得，儿子让自己面子丢了。

　　

直到曾墨帆焦虑的情况愈加严重，父亲才正视了他的情绪问题，担心他哪天会想不开做出意料之外的事，反过来宽慰他，不再指责。得到父亲和伴侣的理解后，曾墨帆在博士第五年退了学。

　　

导师是另外的压力来源。很多博士研究生爱把导师称为“老板”，因为他们掌控着论文能否发表、毕业能否顺利通过等“生杀大权”。

　　

放弃北京大学博士学位的周辰坦承，选择退学的部分原因就在于这个体制。

　　

2016年，本科学计算机毕业的周辰被录取为计算机与生物交叉方向博士研究生，专业要求将已有方法运用到生物科研（多为实验数据分析），从而完善对生物问题的解释。生物基础并不牢固的他在无数次研究中产生了自我怀疑：连基础知识都不扎实，还谈什么创新？

　　

周辰试过寻求帮助。然而，导师工作地点在上海，北大只是他招收博士的其中一个研究机构，加上实验室规模大，一人之力难以兼顾这么多学生。周辰整个博士一年级几乎是一个人在宿舍度过的。

　　

“我认为导师是需要在科研方向上给学生启发、解惑，转专业学生尤其需要这样的帮助。但那一年，我只能在宿舍天天看论文，也没看出个道道来。”经历了无尽的自我怀疑与否定，周辰在博二的尾声决定退学。

　　

中国已成“博士生产大国”，近年来，传统的导师制向老板制转型，博士生沦为“博士工”的现象引发了“老板与打工仔”的身份调侃。

　　

改革迫在眉睫。8月26日，教育部官网公开了《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546号建议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回应了“改革我国对博士生、硕士生毕业考核体制，给予导师决定博士生、硕士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释放研发能量”的建议，教育部称将充分采纳这一建议。

　　

业内人士认为，导师权力的扩容，赋予导师决定学生能否毕业的更大的自主权，相应的约束规范势必要跟上，防止导师自主权异化为不可商榷、不能更改的“一锤定音”，方能兼顾对学生权益的保障。

　　

《答复》提到，教育部已开展相关工作，如“坚决克服研究生学位评定中的‘唯论文’倾向，强化学位论文在研究生学位评定中的作用，学术期刊论文等其他形式呈现的创新成果将不会成为研究生申请学位的门槛”。

　　

此外，教育部提及在2020年下半年印发《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明确规定研究生导师要正确履行指导职责，遵循研究生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因材施教；合理指导研究生学习、科研与实习实践活动；综合开题、中期考核等关键节点考核情况，提出研究生分流退出建议等。

　　

多样

　　

从1978年我国招收第一批仅18人的博士生，到2019年招收博士生数突破10万人。

　　

当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时代，陈旧观念更需要被打破。

　　

博士学位仍然是“最强大脑”的象征，但不再高不可攀。

　　

杭州市余杭区某街道办一张2018年招聘公示火了，因为列表中被录取的50名应届生不乏清华、北大博士；每年，深圳的高中招聘教师，都有清华、北大博士位列候选人名单；近两年公务员考试，清华、北大毕业生报考的情形见怪不怪了。

　　

多元的选择，恰恰是这个时代的标志。

　　

38岁的李堃从博士退学已经6年了。4月，他从上海辞职回到老家郑州，带着他“用博士经历培养的素养”经营理财类左边公众号右边赚来的20万元。回到郑州，他拿着5000元月薪乐呵乐呵地运作自媒体工作室，计划着等疫情结束后，就用攒下的钱去骑行旅游，这是他在读博的时候就喜欢做的事，只要奖学金攒够三四千元，就骑上单车满世界跑。

　　

同窗们没人把李堃看作失败者、逃跑者，而是人群里足以耀眼的焦点。

　　

“试想一下，同门成天都在为论文、为学位焦头烂额，苦思冥想。其中一个异类该吃吃该喝喝，该旅游旅游，没事还主动去找导师聊人生，带着同门满大街小巷找好吃，攒同门的麻将局子。你说这样的人谁能不喜欢呢？”曾墨帆说。

　　

赞赏不止来自同门好友。李堃在知乎上发表关于《博士读一半决定跑路了，丢人吗？》的回答，截至9月25日，得到7692个赞同和1000条评论。大部分评论都认为，他做了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很酷”。

　　

曾墨帆从博士项目退学后，依然在大学执教。“也算是与自己和解。”他说，不读博意味着在高校上升空间狭窄。硕士或讲师没有申报科研项目的资格，但要评上副教授必须得有项目，升职之路就这样陷入死循环。

　　

尽管职称评级、晋升等都会比博士等级的慢一大截，但曾墨帆内心更为笃定了。

　　

“现在依然看不下去那些数学公式和模型。我还是喜欢教书，把书教好就行。每年的学生评教，我还是高分的那个。”曾墨帆想通了，好好地教书育人，也是一件对社会有贡献的事，也是能让父亲感到骄傲的。

　　

最近，周辰申请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硕士学位，还拿到满意的工作Offer。虽然因疫情关系被迫在家待了大半年，但他还是勇敢选择跳出舒适圈，对现状甚为满意。“毕竟薪水蛮高的，可以专心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的曾墨帆、周辰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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