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年初，北大博士生陈龙为了筹备博士论文，选择成为了一名外卖配送员。

　　

经过长达5个月的“卧底”研究，陈龙发现：外卖骑手被所谓的“算法系统”牢牢控制，平台为了提高效率，在不断试探外卖骑手的极限。

　　

那么，究竟是一套怎样的算法系统在背后“操纵”着全国600万外卖骑手？这套算法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隐患和问题呢？

　　

　　

2018年3月，就读于北京大学劳动社会学专业的博士生陈龙，开始着手筹备博士论文选题。

　　

一天，陈龙站在无数次路过的北京中关村繁忙交杂的路口，他注意到了一个特殊群体的存在——外卖配送员。

　　

驻足观察了几分钟，陈龙发现几乎每个十字路口都会出现一大批外卖员的身影。一旦绿灯亮起，他们总会冲在人群的最前方，向着各自的目的地疾驰而去。

　　

　　

骑手们驾驶外卖电瓶车，来回穿梭于行人与机动车之间，他们边行驶边看手机导航软件，耳朵里佩戴着无线耳机，争分夺秒的奔走在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每天每夜为全国几亿人送去餐食。

　　

陈龙作为劳动社会学的博士生，向来善于总结和提炼杂乱外表下隐藏的“劳动秩序”，可眼前的这一幕还是困扰住了他：

　　

究竟是怎样一种“秩序”、“规则”，在引导着600万外卖骑手每天井然有序地在各个城市到处忙碌奔波？

　　

　　

陈龙苦思冥想也没能得到确切答案，这个问题大大激发了他的研究兴趣，于是他便准备将论文选题定为“关于外卖骑手背后劳动秩序”的研究。

　　

为了解开自己的疑惑，顺利完成毕业论文，陈龙准备“深入虎穴”，一探外卖员背后的究竟。

　　

于是，陈龙便加入了中关村的一家外卖骑手团队，准备亲自体验一番送外卖的工作。这家外卖团队是北京、乃至全国外卖团队的“标兵”，因此颇具代表性。

　　

　　

开始工作的第一天，陈龙按照指示，早上9点到达中关村广场集合，半小时的晨会过后就开始了一天的繁忙。

　　

因为业务不熟练、路况不熟悉，陈龙第一天在累到虚脱的情况下，也才仅仅送了9单外卖，一共挣了72元。

　　

后来业务慢慢熟练了起来，加上他跟别的外卖员学习了不少提高效率的技巧，一天便可以送30单、40单，并且每天的工作时间还有富裕。

　　

于是陈龙不自觉地就会冒出一个想法：怎样才能让平台给自己多派两单？

　　

　　

这个想法一出现，陈龙自己也被吓了一跳，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外卖配送背后的“算法系统”所控制了。

　　

回顾这段时间的送外卖经历，陈龙开始思考起这背后究竟有着一套怎样的逻辑系统。

　　

一般来说，外卖员分为两种，一种是专送外卖员，一种是众包外卖员。

　　

前者就是陈龙加入的外卖团队，这类外卖员归属外卖站管理，每个月有固定底薪，有规定的上下班时间，在工作时间内接受系统的派单，好评率和准时送达率都是考核标准。

　　

　　

后者则是没有专门的团队组织，任何人只要有一部手机、一辆电瓶车，下载一个软件就可以去接单。

　　

这类外卖员相对自由，不受时间限制，系统派送过来的订单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距离自由选择接受或者拒绝。

　　

但是这种工作模式也有其弊端，那就是超时所受到的惩罚会非常严重。

　　

　　

按照陈龙的工作模式，他一般会在每天上午十点左右接到站点派送的订单，每个订单会有配送时间限制，自己必须严格按照系统拟定的路线进行外卖的取货、配送。

　　

外卖平台可以一路监测到骑手的行进路线，包括在商家那里停留了多久，在红绿灯路口等候了多久。

　　

在这种情况下，给外卖员规定的配送时间几乎就是他们所能达到的极限。

　　

　　

亲身体验过后，陈龙明白了外卖系统背后运行的规律：

　　

正是有一套以数据为基础的平台算法，将所有的信息纳入到可以计算的程度，最终才形成了一个精密的系统，可以对数百万人的送餐队伍进行精准控制。

　　

研究至此，陈龙还发现了另外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趋势，那就是外卖员的送餐时间一直处于缩减中，也就是说，这些人的效率极限正在被平台一步步的拉长。

　　

　　

这不光是因为平台想要提高骑手的工作效率，提高顾客的满意度。

　　

“一单外卖一单钱”这样的工作模式，本身对外卖骑手也是一种激励。双重压力之下，外卖平台对配送时间的要求就越来越高。

　　

同样的距离，在外卖刚刚兴起时，足足有50分钟的配送时间，后来经过平台监测，这个时间对于绝大多数骑手来说非常富足，于是系统便将时间缩减到了45分钟、40分钟、35分钟。

　　

　　

越来越紧的配送时间一方面提高了骑手的配送效率，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骑手“顺路接单”的机会，陈龙自己就碰到过很多次非常顺路的单子，可因为时间来不及看，只能眼睁睁的放掉。

　　

后来，骑手们发现了平台的一个漏洞，也就是老骑手口中所说的“挂单”。

　　

一般情况下，站点要求骑手必须在接到订单的第一时间就去餐馆取餐，这种情况下骑手除了立刻赶往商家，还有另一种操作，就是选择进行报备功能。

　　

这个功能的意思是骑手一旦进入目标餐馆500米范围之内，选择报备之后，就向平台传达了“因为种种意外可能会导致迟到”的信号。

　　

　　

一旦选择了报备，骑手就可以以支付少量罚金的情况，获得“晚到”的机会。

　　

在晚到的这段时间里，骑手可以等待站点再次向自己派送附近的订单，骑手从而可以一次收集到数个订单，在附近将所有订单全部收集完成之后再进行配送，只要最后不超出配送时间，报备的情况就会被自动解除。

　　

很多骑手都发现了这个提高效率的办法，这样既可以多接单，还不用受到系统的惩罚。

　　

　　

但是在外卖平台背后的算法分析下，这个功能很快便被取消了，骑手们失去了这个诀窍，只能想办法从别的地方入手提高接单效率。

　　

而在众多五花八门的方法中，最直接的就是抄近路。

　　

张龙经常在人民大学附近送外卖，时间久了就跟着老骑手发现了一条捷径。

　　

原本按照系统导航的提示，陈龙一般都是从学校北门进出，进入校门之后距离学生居住的宿舍区还有将近1公里的路程，骑电瓶车要花费5分钟左右的时间。

　　

可本校的学生都知道，宿舍区旁边还有一个偏僻的侧门，电动车禁止通行。

　　

　　

如果外卖员直接徒步从侧门进入学校，抵达宿舍区只需要半分钟时间。

　　

所以，久而久之这道门就成为了外卖员们抄近道的一个绝佳通道，节省下来的几分钟时间骑手就可以再去接其他单子。

　　

可是时间久了之后，系统在对这片区域的送餐时间进行分析之后，立马就缩短了时间限制，大家的捷径再一次被堵上了。

　　

　　

所以，不管骑手们想出什么办法来提高送餐效率，最后总能被系统发现和遏制。

　　

骑手们如果想要多挣钱，最后似乎就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不断提高自己的速度，提高电瓶车的速度，提高双腿奔跑的速度。

　　

大家为了保证准时率、为了提高送餐效率，像拼了命一样在城市中来回奔波。

　　

虽然他们最后挣到了钱，但也造成了行业的内卷，如果哪一个骑手不像其他人一样拼命，很快就会被这个高效的系统所淘汰。

　　

发展到现在，闯红灯、逆行、超速对于外卖骑手来说都是家常便饭。

　　

　　

可交通规则的频繁违反，随之而来的是各种事故的频发，骑手们为此付出的是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代价。

　　

据上海市公安交警总队提供的数据显示，2017年上海市平均两天半就会有一名外卖骑手因为交通事故出现伤亡。

　　

据成都交警透露，他们在7个月的时间里查处了近万次违法骑手，共计造成了155人伤亡。

　　

在公开报道的新闻中，具体的外卖员惨案远比一个个冰冷的数据来得直观。

　　

　　

2018年2月，一位外卖骑手在非机动车道超速行驶，不幸撞到了上海市急诊科创始人李谋秋老先生，致使其1个月后伤重身亡。

　　

2019年1月，扬州一名外卖骑手因闯红灯，与一名89岁老人相撞，导致其抢救无效死亡。

　　

同样，也有不少外卖骑手在交通事故中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2017年4月5日，杭州西文一路发生一起车祸，一名外卖员因车速过快，与一辆货车发生相撞，当晚抢救无效死亡。

　　

2020年11月19日，深圳福田区一位外卖小哥因为超速行驶，与迎面而来的小轿车发生相撞，当场死亡。

　　

　　

社会上时不时就会传出外卖小哥因为各种违反交通规则而引发交通事故的新闻，可这只是冰山一角，在全国各地每个城市，交警同志每天都会抓到违反交通规则的外卖小哥，幸运的是他们在发生意外之前就被拦了下来。

　　

每次被问到为什么违反交规，他们的回答出奇的一致：“怕超时送达罚款。”

　　

　　

尽管每次交警同志都会对外卖小哥做出处罚以及好言相劝，可在送餐系统背后的算法操控下，外卖小哥只能被迫一次次逼近底线，在“刀尖”上行走。

　　

张龙曾听一位外卖员说：“我算了一下，如果完全按照系统规划的路线走，在完全不违反交通规则的情况下，我每个月将会少接一半的订单。”

　　

　　

也有外卖小哥透露：

　　

“其实出现了交通意外，只要不是太严重，大家的第一想法都不是安全问题，而是要配送的外卖有没有出现损坏。有一次我在送餐时亲眼见过一位同行出事，被一辆大货车撞飞十几米远，看着他血肉模糊的躺在地上，我当时也只是停下了几秒钟，耳边响起‘订单即将超时’的那一刻，我就忘记了刚刚的那一幕，朝着目的地疾驰而去了。”

　　

　　

这样的案例，时不时就会冲上头条新闻，也难怪网友会说：“外卖骑手已经成为了高危职业。”

　　

可身处这样一个精密、高效的算法系统中，外卖员们又能做什么呢？系统正在一步步将他们的速度极限提高，也在将他们的自由度一点点减少。

　　

很多外卖员也意识到了一旦踏入这个行业，就会被系统控制的事实，但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别无选择。正像一个外卖站站长所说的那样：“这份工作，最不缺的就是人，你不想干，有的是人抢着干。”

　　

　　

2018年8月，陈龙结束了自己为期5个多月的外卖员工作，开始分析这份工作背后的劳动秩序和算法系统，并撰写出了一篇名为《“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的论文。

　　

文中，陈龙结合自己这5个月的工作经验，从专业化的角度对外卖骑手背后劳动秩序进行了解读和分析，而对于未来该系统应该何去何从他并没有过多进行阐述。

　　

　　

可现如今，外卖员违反交通规则难题、劳资双方关系问题、特殊天气系统应变问题正在困扰着全中国几百万外卖骑手。他们的未来将会何去何从？外卖系统又该进行怎样的调整？

　　

2021年5月10日，上海消保委对当今市场两大外卖巨头进行了约谈，要求他们必须落实保护消费者和骑手的合法权益，在此基础上对运作系统做出调整。

　　

　　

紧接着，“给骑手留出8分钟弹性时间”、“多等5分钟新功能”等一系列措施很快提上日程。

　　

但该系统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明显好转，且平台发布的很多措施本质上就是在逃避责任。

　　

比如说“多等5分钟功能”，这项功能是由顾客来决定要不要给予骑手宽限5分钟的送餐时间，可这个系统的本质矛盾双方是平台与骑手，这项功能无疑是将责任和矛头转嫁给了消费者。

　　

所以，对于被系统控制的外卖骑手来说，他们处境的改善仍然任重而道远。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依靠某一方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平台、资本、政策、消费者缺一不可。

　　

　　

当前比较好的现象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不同社会群体开始介入到对外卖行业的研究。类似陈龙这类研究者的加入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2021年4月，北京人社局副局长王林亲自体验送外卖的工作，也向社会传递了良好的信号。社会上关于外卖的报道和新闻数量也在不断上升，这一切都说明，外卖送餐系统正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困扰600万外卖骑手的难题都将一一解决。

　　

　　

外卖的兴起为社会提供了一大批就业岗位，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其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好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注意到外卖系统的问题所在，让我们期待未来会有一个更加人性化、效率化的系统出现。

　　

在此之前，希望外卖骑手们能够在工作中将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也希望所有的消费者能够在能力所及之内给予外卖骑手们一些宽容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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