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数据中心发布的中国城镇化调查数据显示，我国非农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27.6%，我国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21.7%，约为2.8亿人，其中农业户籍人口的流动率为21%，非农户籍人口的流动率达到23.7%。以目前较保守数据估算，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内，我国还将有3亿多农村户籍人口向城市和城镇转移。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数据中心主任李强告诉记者，针对流动人口的政策需分群体对待，流动主体的两重性，使当前的各项利好政策“落地不清楚、分辨力太弱”。

　　

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社会人口流动并非仅仅是农民工的流动，在城镇社会内部，那些来自小城镇、中小城市，拥有非农户籍的人口，也在大规模地从一个城市流动到另一个城市，他们人数众多，几乎占了全部流动人口的三分之一。政策制定如果仅仅从农民工流动、农民工融入当前城镇社会的角度出发，就往往有可能损害本该由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所分享的利益。

　　

“这就提醒我们，市民化政策、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政策，必须正视这一问题，必须分类型对待当前的城市流动人口。”李强说。

　　

数据显示，20年来我国“农转非”比例仅增长了7.7个百分点。

　　

“中国的户籍城镇化率非常低”，李强说，“一边是城镇化发展，征地、拆迁，城区范围的扩大，大规模投资吸纳外来务工、经商人口，而另一边则是近乎停滞的户籍转变。”

　　

李强分析认为，过低的户籍城镇化率，表明大量农民工在未取得非农户籍的情况下，已涌向城镇工作、生活，“这说明我国目前的户籍制度已经出现数据失实，这必然导致相关的政策与现实脱节”，不仅我们的城镇化速度落后于工业化速度，而且进城农民的市民化速度，又远落后于我们的城镇化速度。

　　

如何进行户籍改革，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李强表示，在改革户籍制度时，应坚持分层次、分阶段、分步骤的解决思路。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指出，农民工的市民化可大幅度提高非农业产业的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力供给，缓解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中央政府可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和推进新型城镇化来释放制度红利，使未来的经济增长更协调、平衡和可持续。

　　

蔡昉建议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给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激励，提高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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