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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恢复高考后,浙江第一个自费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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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侃章

  

【写在前面】

  

历史潮流,千折百回,不断冲刷,国门洞开,“新三届”喷薄而出,走上了历史表演的舞台。当中的一批俊杰,借助于体制鼎新,公派留学,放眼向洋。公派诚可贵,自费价也高。“新三届”的弄潮儿又一次注目外面缤纷的世界,开启了“公”“私”并行不悖的留学之路。

  

本文记述浙江第一个自费留学、获得全额奖学金的留美博士生阮建忠的探寻之路。

  

究竟是谁成为中国恢复高考以后,第一个迈出国门的留学生,迄今未知。阮建忠会是恢复高考以后,全国第一个吃螃蟹的吗?不敢判定。

  

为了给中国教育史留下或深或浅的一笔,作在此也求助读者,帮忙找一找恢复高考以后中国第一个自费留学生,或第一批公派留学生。

  

  

77、78级三位杭大校友杭州合影,陈侃章(中)、阮建忠(右)、翁国清(左)。阮、翁均为留美研究生

  

放眼当下,自费留学欧美已稀松平常,但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自己联系大学,渡洋留学,颇像天方夜谭。

  

回望过去,其恍如隔世的故事值得叙说。

  

有一种说法传播较广,恢复高考以后,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物理系1977级学生阮建忠,是浙江省第一个靠自己申请成功,且获得全额奖学金的留美学生。

  

阮建忠是大三那年,即1980年下半年,开始向美国几所大学提出留学申请读研的。大四上半学期开学不久,即1981年3月,美国名校凯斯西储大学(CaseWesternReserveUniversity,简称凯斯大学)同意阮的申请,接纳他到该校物理系读研,并提供全额奖学金。由于赴美护照签发问题,阮建忠1981年10月才到该校就读。他在那里连读硕博,并于1986年5月提前完成学业,获得博士学位,又在该校做了两年博士后。

  

据媒体报道,北京大学经济系1977级学生海闻(后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是北京大学第一个自费留美研究生。海闻是浙江杭州人,1969年赴黑龙江上山下乡,恢复高考那年考入北大。

  

大三那年,海闻开始自费留美申请,并于大四下半学期,也即1981年下半年,接到美国长滩加州州立大学经济系的通知,接受他的读研申请。1982年2月,海闻赴美留学,在该校硕博连读,于1991年获得博士学位。海闻的自费留学申请,得到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厉以宁教授的指点和帮助。

  

阮、海二位都是恢复高考以后,中国大陆第一批自费留学的学生,而阮比海又早了半年多。1984年,中国颁发《国务院关于自费留学的暂行规定》,他们整整先行了四五年。唯不太清楚的是,在这个时间段,中国是否还有比阮建忠更早出去的自费留美研究生?在1986年以前,是否还有比阮建忠更早获得美国博士学位的自费生?

  

阮建忠是浙江省第一个自费留美研究生,我也有第一手信息可以佐证。

  

大概是在1981年5月间,建忠跟我说,他赴美留学的申请获美国一所大学同意,而且那所大学提供奖学金,可护照迟迟签发不出来,内心很急。他问我有没有熟人可以了解下情况。事有凑巧,我中学时的班主任黄乾鑫老师前几年调到省公安厅工作。他是上海人,毕业于上海外语学院(今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专业。公安部门缺外语人才,把他从诸暨调来。

  

我跑去找他,询问阮的护照签发情况。他说,此事他略有所闻,浙江省公安厅从来没有碰到过靠自己联系到美国留学,且美国大学还发给丰厚奖学金的情况。由于没有先例可循,所以正在层层上报。至于护照到底能不能签发,只有等待上级指示。

  

  

美国凯斯西储大学校园作者供图

  

自费留美,独辟蹊径

  

阮建忠是浙江省诸暨市枫桥人。我们是恢复高考那年,进入杭州大学读书后才认识的。也许是同级、同乡、经历相似之故,比较谈得来。虽然不同系,但平时接触还不少。

  

他们物理系的食堂与我们历史系的食堂是前后幢。我们去食堂时,往往看到他一手捧着搪瓷盆,一手捏着铁调羹,在食堂前面的操场上旁若无人地转着圈子,念念有词,若有所思,少顷,往嘴巴里放进一勺饭(大概饭菜拌在一起),好像给机器添油似的,然后又兜圈,又念念有词,如此往复。

  

这种陀螺转圈的吃饭方式,我记忆犹新。显然,他想抓住点滴时间,连吃饭时间都要利用。这种疯狂读书之状,令人叹为观止。他成绩之所以出类拔萃,还是那句老话,除了天赋还是勤奋。

  

杭大物理系是杭大理科的“主力部队”之一,历史悠久。当时的杭大物理系主任由杭大副校长、物理学家、教育家朱福炘兼任。朱教授1928年协助中国早期物理学家张绍忠教授创办浙大物理系,两人通力合作,使浙大物理系蓬勃红火。1946年,朱福炘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留学,后在著名核物理学家赵忠尧的介绍下进入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研究。归国后,任之江大学数理系主任兼浙大教授,继而出任浙师院物理系主任。浙师院与杭州大学合并后,出任杭大副校长,并创建物理系,兼主任,是杭大物理系的主要创建者。后来朱教授忙于校务工作,已无精力给本科生上课了,但他对物理系的壮大还是给予很大关注。

  

阮建忠是77级物理系几个成绩优异者之一。大三那年,他参加了杭州大学组织的数学竞赛,得了99分,位居总分榜第二。阅卷老师事后找到他说,如果凭算法的技巧性和科学性,你应是第一名。你有一道题结果是对的,可论证过程中忘写了一个符号,所以扣了一分,让他在吸取教训的同时又表扬了他一番。

  

还有一次,中国科学院一位学者来杭大访问,阮被派去作陪。那位老师问:你是哪一级的?阮答:77级。再问:你们那级哪几位比较厉害?阮报了两三个同学的姓名。那位老师说:听说77级有个叫阮建忠的比较厉害。阮默然。旁边的老师回答说:“他就是阮建忠啊!”周围的人都笑了。那位学者在应和的笑声中,流露出对阮的欣赏。

  

阮建忠自费出国申请并非偶然。虽然他在大二时已决心报考研究生,但出国留学的念头尚未有过。其时国门微微开启,相关信息还是比较闭塞,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依然有限。阮建忠的大哥阮耀钟是中国科技大学的讲师,1980年被公费选派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出国前夕,大哥写信告诉弟弟,在准备考国内研究生的同时,可以申请赴美留学。

  

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公派留学稍稍有些动静,如李政道建议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在1980年开始小范围实施。阮建忠和几个同学闻讯,想去报考,但未获校方允准,也可能教育部未给报考名额。至于自费申请赴美留学渠道,还是闻所未闻。建忠在大哥的点拨下,开始在杭大图书馆寻找如何申请留学的资料。然而那时这方面的资料稀少得像熊猫,千寻万觅,终于在《科技导报》上找到了《怎样申请奖学金留学》一文,阮如获至宝,全文抄下,读得滚瓜烂熟。

  

考虑到自己还是在读大学生,又考虑到此时杭大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尚不是很高,阮与大哥商量决定,向全美排名前三十的大学递交申请,但不申请前五名的大学。申请的学校有华盛顿大学、凯斯大学、莱斯大学等。

  

然而递交留美申请要解决两个难题,一是外语成绩。其时国内尚未有GRE和TOEFL,而这个外语标准是美国接受留学生与否的重要指标,甚至是前提。这横亘的“大山”如何面对?

  

其二,阮尚是大三年级在读生,离本科毕业尚有一年多时间。这次申请是直读对方大学的物理系研究生,又是一个跳跃。阮自思凭他的专业成绩,对方接受的可能性较大,但外语成绩怎么填写,对方又怎么衡量你的外语水平呢?于是他随留学申请书,诚恳而又坦率地写上一封信,请求对方考虑到中国大陆还没有GRE和TOEFL考试的现状,这英语成绩,可否到美国以后再补考,如果不合格,愿接受退学处理。

  

阮建忠自费出国留学的举动,得到物理系负责人高琴、陈茂定等老师的积极支持。教统计物理的洪士福和教数学的郑德昌教授,凭着他们对阮建忠的了解,愿意做他的推荐导师。高、陈二位老师又将阮的学业情况向资深的物理学家朱福炘教授作了报告。朱福炘副校长也成为阮建忠的导师,并亲自给凯斯大学写了一封推荐信,三位教授联袂推荐,自然加重了推荐书的分量。

  

凯斯大学,竟接受了阮建忠这个既没有外语成绩,又尚未本科毕业的在读生的申请,于1981年3月份向他发出了录取通知书,欢迎他到该校直接读研究生,并提供全额奖学金,每月1050美元,其中学费450美元,生活费600美元。

  

1981年4月,也即大四上半学期开学未久,阮建忠向系里提出申请,请求不随同级生上课和考试,为出国留学和考研作准备。系里有点担忧,关切地问他,如果出国留学不成功咋办?阮说,出国留学是否能成行心中确实无底,但如不成功,自信还是能够考上国内研究生的。如再考不上,请求系里同意留级一年,与1978级本科生一起考试毕业。系里见他如此坚定,又考虑到他出色的学业,便批准了他的要求。由此,阮建忠开始了峰回路转的护照申请之途。这又是一个值得回味深思、令人一唱三叹的故事。

  

护照申请,一波三折

  

凯斯大学是美国著名的研究型学府。学校创立于1882年,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经过院校合并,壮大发展,终成为世界名校。凯斯大学向阮建忠发录取通知书是1981年3月份。其时杭州的邮政投递人员英语水平有限,没有看懂这封邮件的收件人,不知投向哪里?便来了一个自作聪明的推测——当时的杭州饭店(今香格里拉)是杭州唯一的外事接待宾馆,有外国人员往来,于是将这封满是洋文的邮件送到杭州饭店。

  

杭州饭店收下一段时间后,见无人认领,便请懂英语的人看了,才知是美国一所大学寄给杭州大学物理系阮建忠的。两个单位相距不到两公里,一个居宝石山之北,一个居宝石山之南,由于邮政投递之误,时间耽误了一个多月!谢天谢地,经过辗转,这份来之不易的录取通知书在4月份终于送达阮建忠手上。

  

报经系里同意以后,阮建忠就跑到省公安厅申请护照了。省公安厅告诉阮,需要先将他在杭大的学籍档案转过去,审核后才可以办理其他手续。阮返回学校说明情况,系里说他们调档没问题,但涉外事情先要经过杭大保卫处同意。阮跑到校保卫处说明情况,保卫处回应,涉外转档要经有关部门批准才允许,他们也做不了主。

  

阮将此情况向几位推荐导师报告。老师们说,这事得找陈立校长。陈立校长是享有国际声望的著名心理学家,是一位资深的“海归留学生”,是科技界、教育界名副其实的大咖。他看了美国凯斯大学的录取通知,又询问了阮是如何申请成功的,顿时喜上眉梢,说阮不简单,为杭州大学的学生出国留学趟出了一条路子。马上通知保卫处,将阮的档案尽快寄到省公安厅,以保证他能够领出赴美护照。

  

档案有了,美国大学录取通知也有了。省公安厅仔细地审查了阮的申请书,发现有两处明显不足:其一,阮建忠在美国没有亲戚,也没有美国实力人士担保;其二,凯斯大学的录取通知仅告诉提供第一年的奖学金,没有承诺第二年乃至以后的奖学金。如果发生了“供一不供二”的情况怎么办。作为护照签发者,他们责任重大,所以这个护照不能签发。省公安厅将上述意见通知杭大保卫处,让他们转告阮建忠。

  

接到这个结果,阮一时束手无策。省公安厅说的都是事实,在美没有亲戚,没有担保,录取通知也仅告诉提供第一年奖学金,未涉其后。第一条一时无法改变,第二条的疑问,阮向凯斯大学物理系主任哥顿(Gordon)教授写了封信,说护照签发部门有这样的担心。

  

没有想到的是,凯斯大学物理系主任很快回信,书面承诺:“奖学金是一年一年给的,但是根据你的特殊情况,我们保证给你奖学金直到取得硕士学位为止。综合你的成绩和推荐信,我相信你会通过博士资格考试,所以你可以期待超过第一年的奖学金。”

  

阮建忠收信后十分高兴,连忙送到省公安厅,认为这样省公安厅所提出的问题有答案了。然而,凯斯大学的来函依然推动不了护照签发进程。

  

阮建忠只有通过杭大保卫处不断询问护照进展情况。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杭大保卫处负责人对阮说:“你是到美国去读书的,人家怎么会给你这么多的钱?你既然成绩好,为什么不考国内的研究生?跑到那去干什么?”

  

任阮建忠怎么解释也无用。此时的他,似乎有点明白护照迟迟签发不出来的原因了。

  

阮建忠只得再去找陈立校长。不巧,陈校长去北京开会了。他便找到了朱福炘副校长。朱副校长对他说:“我们来想办法,待陈校长回来后,我会告诉你。”得到了这样的回答,阮建忠心里轻松多了。

  

于是他又一头沉浸在图书馆。有一天他正心无旁骛地看书,想不到的是,朱福炘副校长拄着拐杖已无声地站立在他面前,急切地告诉他:“陈校长回来了,你快去见他,你自己会说得更清楚一些。”

  

那时没有手机,没有电话,阮建忠看着德高望重,已近八十岁的朱教授为留学一事,亲自跑到图书馆来找他,心中升起无限的敬意,感愧歉疚难以言表。

  

陈立校长看了凯斯大学物理系的主任哥顿(Gordon)教授的亲笔复函,又听了阮建忠所陈述护照申请的前后情况,便告诉阮建忠:“你先回去,此事我们好好商量一下。”很快,阮建忠知道了杭大校方采取了两个措施。

  

第一,陈立校长召开校长办公会议,在会上通报并商量阮的赴美护照签发问题。陈立、朱福炘、薛艳庄等校级领导一致同意阮赴美求学,为此特地发公函给省公安厅,意思是杭大校级班子支持阮建忠赴美深造。阮在美国读书时,万一对方不提供奖学金了,阮在美的所有学习费用均由杭州大学承担。

  

第二,陈立校长亲自出面,去找省长,讲明阮是一个优秀的学生,现在美国接受他读研究生,我们应支持他。但眼下护照签发受阻,希望领导能够关心过问。不用多说,杭州大学支持阮建忠出国留学的举措,特别是社会声望卓著的陈立校长亲自出面协调,直接推动了阮的护照签发进度。

  

经过多年闭关,面对刚刚开启的国门,不少人依然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很多观念根深蒂固,对人们的思维仍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尤其是美国著名的大学让你去读书,不但不用缴学费,还给你如此多的美元,世上真有这么美妙的事?

  

要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元与人民币的官方汇率限在1:1.77元左右,事实上,人民币此时很难转换成美元。如确有需要,必须层层审批,才能给吝啬的额度,同时配上相应的“外汇券”,相当于外币的“粮票”。此时民间调汇价在1:5元左右,这是市场的实际汇率。如果转换一下,凯斯大学当时给阮建忠每月1050美元奖学金,折算成人民币是5250多元。

  

阮建忠大哥阮耀钟是中国科技大学首届毕业生,毕业于1963年,因为成绩优秀留校任教。作为讲师的他,此时每月工资是56元人民币;1977级本科生于1982年2月开始就业,第一年每月工资是43.50元,俗称“4350部队”。一个在读硕士生的奖学金,竟比已工作的大学生工资高出120倍左右。

  

这样的实证摆在那里,大家有这样那样的想法,似乎也可以理解。

  

还可以提供一个背景,当时国家层面推动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也受到非议。一些有名望的人士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反对这个项目。更认为联合招考的试卷由美国大学来出题,是丧权辱国。因而导致这个项目进程缓慢,几近停摆。

  

阮建忠明白,该做的,该帮的,都已是最高级。等待,只有难熬的等待。显然,杭大的公函,浙江省主要领导的过问终于发挥了作用。于是省公安厅将阮建忠的档案直接报送国家公安部和教育部,请求上级指示。当然,这些美妙的故事是事后才了解的。

  

绝不能消沉叹息!阮建忠排除各种干扰,同时投入到国内大学考研准备中,这第二条路不能放弃。阮建忠报考的是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的研究生。阮记忆,考研时间是1981年9月15日至16日两天。考研期间阮不回学校。与他一起考研的一位同学,有一天中午回到杭大,下午赶回,大概在考试前半个小时,突然告诉阮建忠:“系里已在传你的赴美护照批下来了,让你赶快去省公安厅领取。”

  

阮狂喜不已,心扑通扑通跳个不停,一时无法平静下来。然后他嗔怪地对那位同学说:“你老兄等我考好后告诉我,不是更好吗?”按捺住内心的激动,收拢杂乱的思绪,阮建忠尽力平复心情,完成了研究生最后一门课的考试。

  

经过五个多月的多方努力,千呼万唤的赴美护照终于签发。阮建忠的赴美之行又进入了下一个程序。凯斯大学接收研究生有个硬性规定,即必须要有大学本科毕业证书。于是阮建忠又去找陈立校长。陈立校长告诉校教务处,让教务处将阮的情况写一报告给他。教务处处长与阮建忠一起再到校长室,陈立校长签批:同意阮建忠自费赴美留学,同意阮建忠提前毕业,准发本科毕业证书。时间在1981年9月中下旬。就这样,阮建忠成了第一个拿到杭大本科毕业证书的77级学生。

  

阮建忠又转到另外一层担心。因为按照要求,自费留学的人在美国要有亲属或者有实力的人士担保,而这一项,阮做不到。阮建忠以及在美做访问学者的大哥也曾努力过,但依然一无所获。更让人担心的是,凯斯大学新学期在8月下旬已经开始,阮建忠在9月中旬才拿到赴美护照。为使凯斯大学了解情况,阮建忠将此情况紧急报告物理系主任哥顿(Gordon)教授。哥顿教授写了回信,信的大意是:欢迎阮建忠来校读研,虽然时间略晚,但还是希望尽早在美国见到你。阮收到哥顿教授的信函约在1981年10月上旬。

  

10月12日,阮建忠从杭州跑到了上海美国领事馆,递交了赴美申请。心中多少有些忐忑,因为新学期已过去了一个半月,美领馆可以以开学时间已过而拒签。面签官看了材料,问了阮建忠一些问题,然后让阮回去等候结果。

  

按照一般的进度,签证的成功与否要二三个星期后才告知。10月17日阮建忠接到通知,让他19日到美领馆去领签证书。五天之内,通过签证,可谓神速。而1981年10月19日是什么日子?这一天正是阮建忠24岁生日,按照中国传统习惯是属相本命年。

  

这份最好的生日礼物,也许是人际的努力,也许是上天的馈赠,也许是哥顿教授“尽早在美国见到你”的信函发挥了作用。人生的偶然和巧合,有时候确实难以解释。更巧的是,阮建忠在美国的大哥给他订好了从上海虹桥飞往美国纽约的飞机票。在机票有效期内,其中的某一天,只要飞机有座位都可成行。

  

阮建忠打听到21日有空位。于是19日从上海赶返杭州,匆匆打理行装,与老师同学也来不及招呼,想去与老母亲告别一下都无时间,就于20日晚赶宿上海。

  

次日,也即1981年10月21日,阮建忠就坐上了上海飞赴纽约的航班。

  

  

1986年阮建忠获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化学博士学位作者供图

  

美国之行,别样人生

  

由于时差的关系,阮建忠是1981年10月21日傍晚到达美国纽约。幸运的是同机有几位公费访问学者,他们要去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借宿,领事馆派车来接。同是天涯求知人,他们友好地邀请阮建忠也一同前往,领事馆欣然同意。阮飞赴美国时,身上只有100美金,而这些还是杭州大学开出证明,才从中国银行调换来的。从纽约飞到克利夫兰市的机票要100多美元,阮身上的钱显然不够用。他打听到纽约至克利夫兰市的大巴只要70多美元,但要傍晚发车,时间需要12多个小时,别无选择。经过长途劳顿,阮建忠于23日上午风尘仆仆赶到学校。

  

稍作安顿,阮即向凯斯大学物理系主任哥顿(Gordon)教授报到。哥顿教授告诉他,由于开学已近二个月了,这个学期你就不一定去上课了,还是训练训练英语吧。当然,你如愿意,去听听课也可以,目的还是提高你的英语水平。阮点头说好,第二天他就去听了一门量子力学课。

  

又是一个巧合,听课的第一天,他碰上了量子力学的期中考。打开试卷一看,傻眼了,这第一道题是无解啊!难道美国出的试卷,我看都看不懂,差距如此之大?这不是给杭大丢人现眼了吗?幸亏,阮物理功底扎实,有考试经验,他马上避开这道怪题,先做其他题目。另外的题其实并不难,他很快就做完了。此时有人已开始交卷。阮抬头一看黑板上有文字,写明本试卷所出第一道题目有误,须作如此更正。

  

其实,第一题有错,老师下发试卷时已口头讲明,只不过阮此时的英语听力还不行,没有听明白教授在讲什么。于是他问这位教授,可否再给他几分钟时间,让他做完第一道题,教授同意了。题目一旦改误为正,阮觉得就不难了,很快做完交卷,这次考试得了98分。听第一堂课即参加考试,还在晕晕乎乎的时差之中,实际上是对他学业水平的一次突击检测。

  

从此,物理系的老师,对这个来自当时还略有神秘国度的新生刮目相看。阮建忠增强了自信心,要求系主任允许他与其他同学一起正常听课,也同步参加考试。自然,阮必须尽力补上拉下的课程,其中熬过的长夜,投入的辛劳,也只有建忠自己知道了。

  

当阮建忠在凯斯大学刚刚进入角色,国内又传来他被中国科大录取为硕士研究生的消息,而且以第一名的成绩录取。有趣的是,中国科大的录取通知书先寄到浙江大学物理系再转过来的。当中国科大得知阮建忠已赴美留学,便请杭大物理系代致祝贺,同时他们非常欢迎杭大物理系的学生报考他们的研究生。朱福炘副校长专门致信已在美国求读的阮建忠,在告知有关情况后,说阮建忠又为杭大争了光。

  

1982年5月,是凯斯大学博士生资格考试时间。通常的情况下,参加博士资格考试至少需要学习两个学期,也即要完成6门必修课程。凡读博的学生对此都看得很重,须作精心准备,因为博士资格考试只给每人两次机会,两次测试不合格,就过期不候了。

  

阮建忠想摸摸美国的博士资格考试水平到底如何,向系主任提出申请,他能否一试,希望这次不算在两次以内;如果通过考试,他在夏天就可以专注于科研了。系主任在铁面无私的答复下也流露出柔情:你可以参加考试,但我们从来不提供任何尝试。我不能承诺给你增加机会,但对你这种特殊情况,我们会有所考虑。

  

就这样,阮建忠这个尚未“足月”的本科和硕士生,到美国仅仅7个多月时间,且仅仅修了三门必修课程,就大胆去参加美国的博士生资格考试了。结果,他不但第一个交卷,而且是最高分通过,令凯斯大学教授们再次刮目相看。哥顿教授在同意阮建忠免修其他三门必修课的同时,还问他,愿不愿意做他的研究生,因为他和另外一位高分子教授正在合作一个课题,让阮建忠也参与进来,阮欣然答应。自此后,这位系主任对阮本人和其他中国大陆留学生都很友善。

  

  

阮建忠1988年在美国医药公司做图像分析图片

  

哥哥眼中的阮建忠

  

阮建忠的大哥阮耀钟享有盛誉,他本身就是一位著名的超导物理学家,博士生导师,曾出任过中国科大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副主任。他如此评价这位小弟:

  

建忠念博的第一步棋就走对了。因为交叉学科容易出创新成果。据我所知,我弟弟选的这位高分子教授MortonLitt,在全美具有知名度和权威性。他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严格得近乎苛刻,一般要6至7年才能取得博士学位。刚开始,我真为建忠捏一把汗,因为他从来没有念过有机化学。令我想不到的是,我弟弟仅用了4年半时间,也即在1986年5月就获得了博士学位。随后,我弟弟又在这位高分子教授手下做了两年博士后,由此可见这位名教授对我弟弟的赏识和喜欢。

  

1988年8月,阮建忠入职美国雷可德化学公司,任高级化学分析师。这个公司原来分析化学涂料的颗粒大小分布,需先用照相机拍摄,然后冲洗胶卷再制成照片,最后再根据手工测量照片上的颗粒大小。因为手工操作,既费时又麻烦。阮建忠觉得要改变这个手工操作的状况。为此他自学了计算机C语言,钻研了编程和计算机图像识别。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对于这一成果,建忠的大哥又是这样评价的:

  

中国有句老话很有道理,一句是“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对于科学工作者而言,选择什么行业,实际上是选择什么研究课题。我弟弟选择的是计算机图像识别,这一课题很有意义,很有前途。我认为这是我弟弟参加工作后,走了一步最好的妙棋。他采用计算机图像识别,由相机镜头获得的图像,直接用计算机图像识别,得到颗粒大小分布,在公司首次实现了自动化监测,受到公司领导高度赞扬,并获公司首次特等贡献奖,也展示了他的聪明才智。在此我想到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爱因斯坦在《论教育》里说:“教育就是忘了在学校所学的一切后剩下的东西”。我弟弟学业事业很成功,靠的不是学校里所学的知识,而是能力。另一句老话是“三十而立”,1988年我弟弟三十一岁,他就选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计算机图像识别,并开始在这一领域立住了脚,真正做到了“三十而立”。

  

对于阮建忠学习和工作的投入,他大哥又讲了几个故事:

  

1979年暑假,我要建忠来合肥我家学英语,一个暑假他成天闭门苦学,只出了三次中国科大校门。一次是我们请他到电影院看了场电影,第二次是他去买火车票,第三次是回杭州。那时候,我家连电风扇也没有,合肥夏天很热,他一手拿把扇子,一手拿块毛巾擦汗。我大女儿当时念小学,问他:“小叔叔,你有这么多暑假作业吗,为什么这样用功?”他回答说:“我在农村劳动了多年,知道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是啊!生活的磨难,加剧了他的紧迫感。

  

当年建忠在波士顿工作时,我大女儿也在波士顿。有一年我到大女儿那里过年,得知弟弟和弟媳妇要去外地参加学术会议,家里两个小孩没人照顾,我就去帮弟弟照顾,主要是帮两个小孩做做饭。但到弟弟家一看,我傻眼了,家里没一粒盐,米最多也只够一顿。显然他们不是没钱买,而是没时间去买!忙成这样,我以前也是想不到的。我们很多人往往只看到美国人生活好的一面,但没有看到他们忙的一面。有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我还是一个笨男?幸亏有面粉,我还能做面食,于是我给侄女、侄儿包豆沙包,做各种面点,他们吃得很开心。

  

还有一次,我与弟弟在枫桥老家,不知为一件什么事,我与他的看法一致。我随口说了句:“英雄所见略同。”他马上接了句:“笨蛋的看法也差不多。”我听了大笑。“笨蛋的看法也差不多”——太妙了,既符合事实,又显得谦虚、风趣。我以后常常引用他的这句名言。一个人说话,讲课、作报告,要学会风趣。我虽然从未听过弟弟作的学术报告,我相信他的报告决不会缺少幽默风趣。

  

看来兄弟俩惺惺相惜,是“英雄”与“笨蛋”的集合体。在我看来,阮建忠敏于思,勤于行,讷于言,性情温润,谦逊和善,率真坦荡。

  

  

阮建忠、俞敏子夫妇登山作者供图

  

回国创业,再闯新路

  

早在2007年之前,阮建忠在美国的年薪已有几十万美元,还有公司股份奖励,在波士顿买了大别墅,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后来女儿又考入麻省理工学院。阮建忠在业内有很高的声望,所供职的都是世界著名的生物医药公司,先后出任过高级分析化学家、副总监、首席软件工程师、总监等职。可以说阮建忠在美国已事业有成,过上了光鲜亮丽的生活。

  

然而驿动的心永远在追求的路上。

  

而追求这条新路,与他的妻子俞敏子有很大关系。俞敏子是浙江杭州人,祖籍浙江诸暨次坞。俞敏子1978年9月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本科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做了院部秘书,其时的中科院院长为著名物理学家周光召。俞敏子的工作与科学院所属单位打交道,是相当体面的一份工作。然而在1986年,俞敏子辞职,也到美国凯斯大学物理系读研,并于1992年获得博士学位。真是一对“读书种子”。

  

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夫妻俩时不时回到中国,被中国生气勃勃的开发景象所吸引。他们看到听到不少留学生回国创业成功的实例,怦然心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决定回国一试身手。他们认为凭阮建忠丰富的知识储备,掌握先进的软件技术和相关专利技术,是可以创办一家高科技公司的。当然他们亦咨询我,我凭有限的识见,向他们提供了一些建议。

  

这里要简述阮建忠的知识结构。他大学本科打下了物理基础,参加杭大数学竞赛,获得第2名,说明他的数学知识也非常扎实。又在美国获得物理硕士学位,最后取得物理化学博士学位。特别是他师从的MortonLitt教授是具有国际声望的高分子科学家,所以阮在化学上也别有建树。加之阮熟练地掌握了计算机编程和图像识别,又在国际领先的几家医药公司得到历练,集物理、数学、化学、生物医学、计算机图像分析技术和人工智能等专业知识于一身,这种高端混合型人才凤毛麟角。千年医药公司资深总监在年终评定会上曾如此表彰:“阮建忠先生所做的贡献,需要广博的知识和技能,从光学到视觉处理,到算法,再到软件工程,将相关前沿交叉学科融会贯通,这样的人才非常罕见。”

  

其夫人俞敏子博士擅长对外拓展和交往。我说,你们“夫妻店”会成功。在公司运作上,由其夫人俞敏子打理,而在技术开拓上则由阮建忠研发。他们的核心科技是医药软件,即以大数据为基础,以人工智能为主导,以医生判断为辅助,大大提高了诊断的准确性。目前,他们在美国波士顿办有微因泰克公司,在中国杭州、南京、马鞍山及浙江诸暨都创办了几家高科技生物医疗公司。这几家公司蓬勃兴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前景一致看好。

  

阮建忠多次谈起,在美国多年,他始终惦记着中国,关心着国内的举措和脉动。回到国内,感觉到还是故乡最亲。无论是人际交往、饮食习惯、语言投缘,都能天然地融合,心灵与故乡融为一体。四海为家应当敬重,但灵魂安放只有一处。我们奋斗在时代的片断里,生活在纷繁的琐碎间,徜徉在时间的长河中,持续创新永远在路上。毫无疑问,新兴科技改革带来的影响会超出人们的想象。勇于追赶时代的步伐,多做有益于社会、服务于社会的事,是人生最大的价值和最大的欣慰。

  

  

阮建忠(右)、陈侃章(本文作者)2019年夏在阮建忠公司门口。作者供图

  

——本文选自《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今年4月份已出版

  

作者陈侃章,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历史系1977级。原在党政机关工作,后辞职下海经商。曾出版《飞将军蒋鼎文》、《远去归来的昨天》、《吴江年谱》、《古往今来说西施》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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